2020-12-07
寻找中国本土创新转型的根本动力
1985年11月,因中方合作伙伴无力支付外汇以清关美国汽车公司(AMC)已经投放到美方码头待运的1008套散件组装(CKD)配件,AMC的高管在美国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要从北京吉普撤回美方人员,停止资金、技术和培训资源的投入。1986年2月,AMC董事长在美国《汽车工业》杂志上发表文章质疑中国“不适合搞中外合资”,该论调随即被大批美国主流媒体转载和评论,一时间西方世界甚至质疑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已经停滞。这就是“北京吉普风波”。这一风波产生的根源、发展过程以及最后解决的方法,都很好地体现了中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谋求对外合作与技术进步时所遭遇的代表性困难。
一
1985年11月,因中方合作伙伴无力支付外汇以清关美国汽车公司(AMC)已经投放到美方码头待运的1008套散件组装(CKD)配件,AMC的高管在美国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要从北京吉普撤回美方人员,停止资金、技术和培训资源的投入。1986年2月,AMC董事长在美国《汽车工业》杂志上发表文章质疑中国“不适合搞中外合资”,该论调随即被大批美国主流媒体转载和评论,一时间西方世界甚至质疑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已经停滞。这就是“北京吉普风波”。这一风波产生的根源、发展过程以及最后解决的方法,都很好地体现了中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谋求对外合作与技术进步时所遭遇的代表性困难。
北京吉普是国内汽车业于1983年批准的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项目,并于1984年开业。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执行“78计划”引进国外技术的过程中,遭遇了外汇支付能力方面的瓶颈。为解决困难,在广泛地对外取经后,中央决定采用中外合资企业这一模式,并在汽车业中选择了规模适中的北京汽车厂作为合资模式的试验田和先行者。
对于渴望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中国工业人而言,北京吉普成立的首要目标是要实现对BJ212的产品升级(即BJ213),中方制订了三年出车的计划。相应地,BJ212作为当时北京汽车厂最重要的盈利产品,按照合同,该产品平台应当在六年之后被划出重归中方。然而在合资之后,美方却拒绝执行该方案,明确拒绝参与BJ213的工作。设想中的“学习美方先进技术”没有实现,合资项目陷入困境,中方的技术升级计划在项目伊始就被打乱了。
在美方极度不合作的情况下,作为替代方案,中方不得不选择通过散件组装(CKD)方式生产美方切诺基的CJ系列。由于美方极力主张多生产,随之也多进口美国的CKD散件,中方在1985年订立了高达7.8亿美元的进口计划。这一做法不仅与建立合资企业的初衷相违背,同时也无法与当时我国的外汇支付安排理顺。这就爆发了前文提及的那一幕。最后CKD进口件支付的危机虽然在高层的介入下得以解决,但中方未能进行技术学习和技术升级的危机却遗留了下来。北汽的工程师们通过在BJ212上做多项自主技术改进,尽力延长这一著名产品的寿命,但美方却始终不愿履约参与中方的技术改进,尽管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BJ212都是北京吉普最重要的利润产出角色。这还不算在合资合同里明确规定要建立的研发中心,直至合资11年后方才建成。此外,在组建研发中心的过程中,当中方人员赴美接受技能培训时,美方竟然设阻禁止中方人员进入任何美方进行开发活动的场所。更离奇的是,在2002年合资企业的办公场地迁址后,该中心竟未得到及时、正常的重建。由于长期没有开展产品开发性项目,当北汽在2005年响应国家“自主创新”号召组建汽车工程研究院时,整个企业的产品开发力量已经捉襟见肘。
这就是“市场换技术”持续开展20年之后的情境,而此时距离中国汽车工业崛起成为世界产销第一,也不过数年而已。
二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并不是一个点石成金的简单故事,而是一段百炼成钢的曲折历程。中国的工业界在发展过程中,既成功地获得了长足发展,也遭遇过困难与挫折。那么,在当下世界经济格局剧烈变动、中国工业经济体系亟待整体转型升级之时,梳理已有经验,总结相关教训就是发展应对新的挑战的重要工作。笔者在最近出版的著作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A Schumpeterian Perspective on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中国的创新与工业发展:对中国经济转型的熊彼特式解释》)中,就尝试通过对过去40年中国工业经济的两次结构转型的分析,回顾中国工业从通过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合作伙伴到自主创新的发展历程。
“市场换技术”起自1980年代中国工业的一次重大结构性转型。通过“市场换技术”的实践,中国原有工业体系得以与全球经济体系相衔接,经过努力逐步发展成为今天的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产能得到极大扩张。但“市场换技术”政策范式最初的出发点却远不止谋求产能扩张。在该书中,笔者阐释了“市场换技术”这一政策范式是如何从1970年代末所遭遇的困难中被改革先驱们摸索出来,并在1980年代初开始被推行的。作为推动本土工业发展的政策举措,“市场换技术”的政策设计者们曾赋予这一战略双重目标,即通过发展生产来实现进口替代和利用对外合资的机会提升本土工业的技术水平,最终还是要以我为主。在部分产业内,相应的负责人甚至还制定了实现各阶段目标的时间表。
但在一系列重要的合作项目中,由于面临外汇短缺、技术能力弱、对在复杂工业中发展技术能力的规律性认识不足,以及国内各利益相关者目标不一致等问题,中方在拥有技术优势且战略目标明确的外方合作者面前往往处于被动。这使得外方得以转换合作目标(拒绝了大部分涉及技术开发的内容)、重置实践中的合作议程。在大部分“市场换技术”合资企业案例中,由于外方在事实上主导了具体的战略过程和组织过程,使得它们得以逐步重塑中国企业的组织系统,并肢解其开发体系,使其服务于外方自身的全球分工布局,即将中国企业改造为外方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中的加工制造厂。
当然,这一转变的产生还与国内企业的改革序列和思潮存在紧密关联。企业治理改革一度以承包人、股权为中心进行调整,使得当时的中国企业更强调资源配置权向上集中,而难以实现广泛的组织动员来驱动内生的技术学习,因此更倾向于接受跨国公司对企业组织的重塑。
“市场换技术”范式在实现技术进步目标上的一系列失败陆续改变了其实践的初衷。伴随着国有企业持续遭遇困难和大量企业的管理权震荡和下放,这一政策范式在技术学习方面的初衷陆续被淡忘和边缘化。无论是在1990年代大批国内企业涌进中外合资浪潮的时期,还是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资源约束不再是国内企业的瓶颈时期,相应的工业实践都没有再回到“市场换技术”范式的制定者们最初设计的道路上,而是走向了利用国外成型的产品和技术、发挥本土的劳动力优势来快速拓展产能的方向。
由此,“市场换技术”的结构性转型虽然为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工厂”铺平了道路,但它也使得部分中国企业放弃了原有的技术和产品,在技术上陷入了对国外合作者的过度依赖。也就是说,尽管大量中国本土企业被从计划经济“五定五保”体制下的生产工厂释放了出来,但没有转变为在产品与技术决策上完全自主的创新型企业,却仅成为跨国价值链条中的加工制造工厂。
该书分析的第二次结构转型是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本土创新型企业的兴起。在汽车和电信设备工业内,该书研究了巨龙、大唐、中兴、华为和哈飞、华晨、奇瑞、吉利、比亚迪等两代本土创新型企业。它们最初都崛起于政策制定者的视野外,并未被纳入“市场换技术”范畴。这使得它们从一开始就需要在不利的资源条件和政策条件下竞争谋生存,但反过来又使得它们不受当时的主导范式约束而可以大胆尝试。这些企业一方面由于受到起步初期的资源约束,倾向于从本土已有积累和传统中汲取养分、有意识地扎根于中国基层市场;另一方面,它们又“不受管束”,敢于突破全球价值链的层级体系,主动在全球范畴内开放搜索并整合技术资源,最后演进出具有鲜明中国本土特征的系统性整合创新模式。
本土创新型企业的突出意义不在于创制了先进技术,而在于其为国内工业提供了新的企业组织系统的范本:这种组织对于技术学习,尤其是产品开发与复杂技术开发任务而言是行之有效的。这种组织形态具体表现为本土工程师群体在企业组织内的技术学习系统中的重新崛起,其实质是要求以内生的、分散化的决策来实现对与技术学习活动紧密相关的组织成员的充分动员,从而实现自主战略意志与有效的技术学习活动的双向互动。与大量西方评论家臆测中国本土的创新型企业是靠政府的扶持而发展起来的观点不同,这些创新型企业在诞生之初都面临极其不利的资源条件和政策条件,而极其不利的外部环境条件却也正是这些企业驱动自身组织系统转变的关键原因。在战略意志与执行技术学习的组织系统形成耦合后,这批企业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抓住了国内多种技术资源,不断投入自己有限但持续增长的战略性资源,通过在国内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开拓新的市场空间而得以萌芽与发展。当然,这些创新型企业并不是喊一句“自主创新”的口号就能成功的,它们在激烈的竞争中遭遇了巨大的困难:第一代先驱企业普遍都遭遇了失败,后来的企业通过吸收并发展相关经验,顽强生存并发展了起来。
本土创新型企业的发展触发了人们对“市场换技术”范式的再思考,促进了社会舆论与政策环境的变化,最终推动了中国在2005年面向“自主创新”的政策范式转型,以及“市场换技术”主导范式地位的终结。这一转型为中国工业创新能力的逐步提升铺平了道路,开启了后续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强调创新转型、推动“中国制造2025”等一系列战略举措的新时期。
三
对于今日大部分年轻读者而言,中国在过去40年间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获得世界瞩目的发展,似乎是一个线性的或者递进的发展过程。但实践表明,真理从来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中国本土工业的崛起是一个在曲折与教训中不断探索的过程。回顾过去40年本土工业在崛起中的经验教训是极其关键的。因为只有明确中国经济在道路探索过程中的真正动能,才能在今天我们面临大变局时深刻理解我们所能依赖的基本力量。回顾中国工业经济的两次结构性转型过程,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开放的国际环境对后发国家推进工业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体现在中国工业产能的扩张有赖于中国经济对全球生产和贸易体系的融入,同时本土创新型企业的崛起也表明其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从全球开放的技术流动中获取的养分。
但过去40年艰苦奋斗的经验也同样告诉我们,想要真正建设自身的工业技术能力、获得持续深入的经济成长,是不可能依赖于任何“洋药方”的。全球生产体系是一个全球性的分工体系,同时也是一个基于不对称的技术优势、经贸优势构建起来的层级体系。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作为体系的主导者,它们到发展中国家来的根本目的是在已经可见或可预见的市场上赚取利润,而不是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技术能力进而帮助其创造新的产业空间。也因为这个目的,跨国公司战略行为的核心任务在于维系不对称的层级体系,以使自身在利益分配中占据优势。服从跨国公司的安排融入全球体系固然可以令我们从供需两端获得更大的市场,从而扩大经营活动规模,但突破核心技术壁垒、构建自主的技术开发体系,才是后发者突破发达国家所维系的层级体系的根本途径。只有这样做才能获得工业经济长期发展的自主性,才能在本土开展更多高附加值的工业活动,使本国劳动者得以更好地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历程正是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国工业经济陷入跨国公司主导并扭曲的“市场换技术”范式时,勇于探索与尝试的企业或发扬已有的工业组织经验,或自主摸索新的做法,前仆后继地开展艰苦的自主创新尝试。而一旦本土创新摸索到有效的组织模板,就能迅速号召起一大批勇敢的奋斗者进入,在新的平台上建设起中国的工业技术力量。面对这一点,我们又必须要把在今日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本土的自主创新放到远比40年还要长的历史过程中去分析,唯有结合对在这一过程中的中国追求社会整体现代化、现代工业力量建设和积累的认识,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中国本土工业崛起背后的坚强生命力,进而为应对新的挑战寻找到中国工业发展动力的来源。笔者在该书尝试部分地记录和分析了这个过程。
可以说,这本书不仅是一本学术上的严肃作品,在情感上亦是笔者献给这些奋斗者们的一幅群像描画。正是我们民族中延绵不绝的奋斗者—从决策者到管理者再到一线实践者,以坚韧的精神和勇敢的创举,持续地在实践中摸索,才为发展找到了道路。这些奋斗者和他们所代表的这一国家的强大精神,才是令对手生畏的根本原因。
本文原载于《群言》2020年第6期。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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