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12
反智与民粹——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疫情治理
特朗普的"反智主义"思维和"民粹主义"、排外"甩锅"的政治风格导致他领导的美国联邦政府在疫情应对上的迟缓、混乱与失败。特朗普在对新冠病毒认识上无知、自大,对专业人士不尊重和打压,将病毒描绘成外来的、与外国人和移民关联的疾病,及其"甩锅"给外国、推诿责任的做法,导致联邦政府在检测、防疫物资等方面没有做好应对疫情在社区大规模暴发的准备,错失了疫情治理的最佳窗口期。特朗普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领导风格,有悖于自由民主制度良性运转所需的理性、科学和多元融合的价值体系。从这个意义而言,解释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失败的因果关系,需要加入特朗普这个中间变量。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暴发。这是人类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最严峻的疫情。全球各国共同抗疫之时,不同政治体制和治理模式在应对疫情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治理绩效有高有低。有研究指出,在历史上的传染病、瘟疫治理过程中,专制系统比民主系统能够更有力地对公民个人的行为做出强制性限制;民主系统的优势在于基于科学事实的政策制定以及信息透明和危机沟通能力强。然而,福山认为,政体类型与应对疫情的治理效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民主政体中的韩国、德国表现很好,但意大利和美国表现很糟。在他看来,民粹主义国家或由民粹主义领导人领导的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现都不好,例如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和博索纳罗领导的巴西。这些国家的民粹主义领导人一直否认、淡化这场疫情,是为了保持自己作为统治者的声望。
从世界范围看,美国如此规模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说明了美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低效,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失败。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则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暴露的不是自由民主制度本身的失败,而是美国从民主向专制系统的转变。此外,也有观点认为,不能仅从官方统计数据来衡量一国疫情应对的效果。一方面,不同国家的统计数据缺乏可比性;另一方面,需要考虑疫情应对的模式对本国社会经济秩序及其公众各方面权益造成的短期和长期代价。评价一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治理模式的绩效,需要公共卫生专家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和调查。无论如何评价美国的疫情治理模式,都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是,特朗普领导下的联邦政府面对疫情表现出了混乱、无序、低效和互相推诿的特征,特朗普总统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态度和处理方法受到了本国和世界舆论的广泛批评。有批判者认为,特朗普对新冠病毒的应对方式结合了专制与民主体制最糟糕的一面,混合了信息不透明、政治宣传与群龙无首后的效率低下。综观特朗普就新冠肺炎病毒和疫情发表的各种言论、行动及其引发的讨论,从政治学角度分析特朗普的理念和政治风格对其领导下的联邦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的灾难性影响与责任可以看出,特朗普在领导美国联邦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表现出的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有悖于自由民主制度良性运转所需要的理性、科学和多元融合的价值体系。他更关心的是如何继续并加强总统权威,而不是美国人的生命和健康。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联邦政府治理新冠肺炎疫情的失败不是自由民主制度本身无法应对疫情,而在于这套制度产生了特朗普这样一位反智、民粹的领导人。
反智主义与阴谋论
所谓“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是指对于知识、智识、智慧和科学的轻视、戏虐、怀疑甚至否定的一种文化和思想态度。反智主义针对的目标不仅是科学和智识本身,还包括对知识分子、专家、科研人员这些从事与科学、智识创造相关的专业人士的鄙视和不信任。反智主义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无知,而是以无知为荣,把无知当美德;将拒绝专家的意见视为对个人自由和自主权的维护。特朗普的言论体现了典型的“反智主义”特征。可以说,特朗普的“反智主义”思维和言论直接导致了美国联邦政府在疫情应对上的迟缓、混乱与失败,错失了防疫的最佳窗口期。
第一,特朗普在对新冠病毒和疫情本身的认识和态度上表现出轻视、自大和无知的“反智主义”思维,违背了一国领导人所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科学素养。从出现第一例输入型确诊病例到美国本地社区传播,再到全美疫情大暴发,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联邦政府都没有在检测、防疫物资等方面做好应对疫情的预案。3 月 11 日,美国确诊人数破千,成为美国疫情发展的转折点。3 月 13 日,特朗普终于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发布了联邦层级的“社交隔离”指南,提醒公众保持社交距离。然而,特朗普一直想要尽快结束这种状态,担心因为疫情带来的就业、股市和经济下滑影响自己的选情。在他看来,新冠病毒和普通流感没什么两样。视察 CDC 总部时,特朗普在科学家面前炫耀自己完全明白“病毒”,不承认其超强的传染性和致命性。特朗普在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医学问题上信口开河,其发言违背科学常识,不利于公众和舆论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认识。4 月,一些特朗普的右翼支持者游行示威,反对居家隔离,要求重开经济,甚至打出了“这是假的危机”“福西错了”等反智口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却将这些居家令的抗议者称为“伟大的人”,认为他们是爱国的、有责任感的。
第二,特朗普不尊重公共卫生专家关于新冠疫情应对的科学建议,甚至经常与专业人士意见相左。这些没有科学依据的关于新冠肺炎疫情轻描淡写的言论释放了混乱的信息,给专家的抗疫工作增加了很大麻烦。公共健康危机中的信息发布应该由专业人士主导,但是特朗普并不尊重专家的意见。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西博士(Fauci)是美国抗疫中的权威专家。2 月初,福西指出疫情不可能很快结束,但特朗普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在春季结束,复活节就可以复工。特朗普对公众许诺:“任何想要检测的人都可以得到检测”,但事实上美国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检测能力。特朗普违反科学规律,试图加快新冠病毒疫苗生产;福西博士一直反复强调,研制疫苗至少需要一年半时间,世界卫生组织也表示疫苗研制需 18 个月。特朗普还违背医学常识,绕过专家,直接向公众推荐药物和治疗方法。他在推广一种未经测试的新冠药物时说:“羟基氯喹和阿奇霉素加在一起,真的有机会成为医学史上最大的游戏规则改变者之一”。虽然福西博士明确表示该药还没有进入临床阶段,但特朗普还是无视专业意见,在福西博士缺席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再次推广了这种药物,甚至提出,既然消毒剂可以在一分钟内杀死病毒,科学家不妨检验一下直接向人体内注射消毒剂的可能性,“这会很有趣”。此后,美国各地卫生部门中毒中心接到的关于误服消毒剂的咨询电话大幅上升。卫生官员不得不出来“辟谣”,指出服用和注射消毒剂的做法可能致命。
第三,特朗普通过政治操控等手段破坏技术专家在行政系统中的独立性、专业操守等政治中立传统。他将政治忠诚放在首位,削弱联邦机构中的专家力量,迫使科学家服务于领导人的政治意志。阿西莫格鲁指出,特朗普在此次疫情应对中最应该受到谴责的就是他对保护国家免受传染病侵害的专业性卫生基础设施的破坏。他解散了直到2018 年都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一部分的流行病防备办公室;不断地攻击那些否认他的谎言或指出他的错误的人,提高了专家型官僚发表专业意见的成本;他对专业知识的敌视,迫使许多最有能力和经验的联邦雇员辞职。面对这样的政治压力,一些专家不得不违心迎合总统的反智言论。特朗普还不断试图削减美国疾控中心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公共健康卫生部门的预算经费。在他看来,政府不需要养那么多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派上用场的科学家。2018 年,特朗普将CDC 应对“全球大流行病”的资金削减了 80%。据皮尤 2019 年的调查显示,CDC 在美国联邦机构中的公众信任度排名第四。但是,在此次疫情中,CDC 在检测盒研发、检测标准制定、鼓励公众戴口罩、社交隔离等问题上表现出迟缓和矛盾,令公众大失所望。特朗普对专业机构和专家的破坏性打压的灾难性结果由此可见一斑。
民粹主义与排外“甩锅”
民粹主义既是一种政治思潮,又是一种社会运动,还是一种政治策略。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它反对精英主义,忽视或者极端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在思想根源上是紧密相连的。在二者看来,既然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思想和智识上也应该是平等的。难道医生和专家比我们更聪明吗?为什么普通人在疫情期间应该遵从医生、科学家这样的专业人士的意见?
民粹主义经常会被煽动性的政治人物和独裁者用来宣传鼓动,进而撕裂多元社会的团结协作。其中,右翼排外势力具有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就是这种民粹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有学者指出,作为典型的民粹主义政治人物,特朗普的政治口号“完美地”捕捉了民粹主义政治的精髓,“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建起那堵墙”等口号试图将美国社会内部复杂的矛盾与移民问题简单地联系起来,煽动选民对移民、少数族裔,特别是非法移民的恐惧情绪。福山认为,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路线是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治理失败的罪魁祸首。在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过程中,特朗普一直将病毒描述成一种遥远的、外国的、和外来人相关的病毒,忽视了本土的预防;所以,他强调只要采取措施不让外国人来美国,美国和美国人就是安全的。正是他这种狭隘、错误的排外主义、民粹主义立场,导致美国联邦政府在疫情之初将精力主要用于限制外国人入境。
新冠病毒检测困难和检测能力严重滞后都和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奉行的排外、“美国优先”政策有关。CDC坚持使用自己研发的核酸试剂盒,而不是之前早已被广泛使用的德国试剂盒。2 月中旬,CDC 推出一套自己研发的核酸检测试剂盒,并向州和地方卫生实验室发放了数百套。然而在检测的最后一步发现,试剂盒存在生产缺陷。之后 CDC 要求各地将检测结果寄回亚特兰大总部,承诺更换试剂盒。批评者认为,这起重大失误导致美国病毒检测的停滞,当时州和地方实验室无法对核酸检验做出最后诊断。而且源自于将新冠病毒“外国化”的态度,疫情初期,CDC 发布了严苛的检测标准,该标准要求只有近期去过中国的人或和确诊病例有过接触的人才有资格进行核酸检测。这使得美国能够接受检测的人数非常之少。没有检测就没有隔离,这两个失误最终造成了病毒在社区“静悄悄”地大暴发。
外国和外国人成了特朗普疫情“甩锅”的替罪羊。在政治学研究中,这一现象可视为一种典型的“避责推诿行为”。官员的避责动机与行为广泛存在于各个不同政治系统的日常政策过程。Weaver 教授指出,政治精英并不追求成绩最大化,而是希望责任最小化。面对疫情本土大暴发的各种内部批评,特朗普故意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以此转移公众的视线,激化种族仇恨。这是其竞选策略的一部分,目标是将新冠病毒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愤怒,转移到一个许多美国人已警惕看待的国外对手身上。这种带有种族歧视的说法伤害了美国籍亚裔人士,使他们成了种族暴力和歧视的目标。有亚裔人士表示,自己曾在城市街头被陌生人攻击为“把病毒带到美国”的外国人。
本文从反智主义与民粹主义两个层面系统梳理了特朗普就新冠病毒和疫情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行动及其对美国联邦政府在疫情治理上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及后果。特朗普的“反智主义”思维和“民粹主义”、排外“甩锅”的领导风格直接导致了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在疫情应对上的迟缓、混乱与失败。对新冠病毒和疫情本身的认识和态度上,特朗普表现出了对科学与专业医学知识的轻视、无知和自大的反智主义。他还喜欢炫耀自己的无知,在新冠疫苗、特效药、消毒剂等问题上信口开河,违背医学常识,误导了公众和舆论对新冠疫情的科学认知。他不尊重专家的专业建议,将政治忠诚放在首位,迫使科学家屈服于领导人的政治意志。他对新冠病毒非但无知,而且故意将病毒描述成一种遥远的、外国的、和外来人相关的疾病。通过控制外国人入境就可以阻断“外来”病毒的幻想和假象让特朗普政府忽视了本土的检测和预防,没有为大规模的社区暴发做好准备。
在面对疫情本土大暴发带来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等各方面的内部批评时,特朗普又故意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并以此转移公众视线,激化种族仇恨。作为其竞选策略的一部分,特朗普将病毒、敌人与移民联系在一起,有意向他的支持者传递一种信息,即外国和外国人的病毒正在攻击“伟大的美国人”。外国和外国人被他用来作为疫情“甩锅”的替罪羊。在解释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失败的因果关系时特别需要加入特朗普这个中间变量。自由民主制度的失败不在于这套制度本身无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在于选举产生了特朗普这位反智、民粹的领导人。正是这样的领导人,在任何政治制度模式下他都不可能领导政府成功应对突发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
本文原载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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