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4-23
黄琪轩:大国战略竞争与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变迁
编者按:比较历史分析是当今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热点和学术增长点。自从诞生以来,比较历史分析就以其关注宏大问题、深入历史过程、注重因果机制的特征和品格吸引着一代代学人。21世纪以来的比较历史分析第三代学者站在前辈巨人的肩膀上,也站在批评的浪尖上努力开创新局。不同学科间的争论和方法间的激荡,让这颗老枝上抽出的新芽在八面来风的同时也得以吸收丰富的养分。百余年来古今中西之变所积淀的历史资源为比较历史分析提供了丰厚土壤,所酝酿的时代命题也与其注重“大结构、长过程、宽比较”(查尔斯·蒂利语)的研究旨趣若合符契。有鉴于此,北京大学政治学研究中心微信平台将于4月推出“政治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专栏,推介近两三年来国内政治学人介绍、应用或反思比较历史分析的若干文献,以飨学界同仁。
大国竞争是国际关系领域经久不衰的话题,技术变迁是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核心所在,当今中美两国在经贸与科技领域的竞争更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研究问题。黄琪轩教授的这篇文章通过回溯美国二战以来应对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威胁的政策变迁历程,对20世纪70—80年代美苏之争、80—90年代美日之争和21世纪后特别是近几年的中美之争进行了历时性比较,提炼出“利用强者打败更强者”和“利用将来的竞争者打败当前的竞争者”的共性逻辑。在方法上,本文基于扎实的历史资料和数据支撑,围绕大国竞争格局构建了三个历史时段的可比性意涵,并通过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等关键事件的分析和对竞争性解释的讨论加强了过程追踪的因果推断效力,值得比较历史分析的学习者借鉴和效仿。
——专栏组稿人、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专业博士生尚俊颖
摘要:世界政治领导国的对外技术政策很大程度上源于应对大国战略竞争的需要。当美国面临直接、迫切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时,更愿意通过放宽技术进口和出口限制来争取合作者、应对竞争者,即“利用强者打败更强者”。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经历了从逐步放松再到加强限制这一过程。苏联的安全竞争压力迫使美国在加强对苏技术出口限制的同时,放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日本的经济竞争压力促使美国在加强对日技术进口限制的同时,放宽对华技术进口限制。应对直接、迫切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会促使世界政治的领导国更重视当期利益,同时也为潜在竞争者的成长提供机会。而当苏联和日本对美国构成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逐渐褪去时,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再度面临调整压力,以致于今为甚,通过发起对华贸易战,打压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全面收紧了对华高技术进出口限制。美国的技术竞争将是今后很长时间中国技术进步难以绕过的阻碍。
一、大国竞争如何影响领导国对外技术政策
技术具有二重性,技术进步既可以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也可以巩固国家安全地位。因此,对外技术政策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内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第一阶段。在这一时期,美国逐步放宽了对华技术进出口限制,因此,该时期是“双放松”时期。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华技术政策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出现短暂、小幅波动。尽管如此,美国大体延续了此前的“双放松”政策,对华技术进出口限制并没有随着冷战结束而收紧。到了21世纪,美国对华技术政策进入第三阶段。尤其是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以后,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出现大幅调整。此时,美国政府不仅加强了对华技术出口限制,还加强了对华技术进口限制,呈现“双收紧”趋势。如表1所示,在不同历史时段,美国对华技术进口与出口限制呈现较大差异,从“双放松”逐步走向“双收紧”。那么,为何美国对华技术政策会呈现出这一变迁?
权力转移理论关注世界政治的领导国常常遭遇崛起国家构成的战略竞争压力,但是,该理论聚焦于世界政治中的领导国与挑战国。事实上,当新兴大国迅速崛起对领导国构成战略竞争压力时,参与大国竞争的往往不限于两个大国,常常有多个国家直接或间接、主动或被动地置身其中。为了维护自身的领导地位,领导国常常需要争取合作伙伴来共同应付直接、迫切的战略竞争压力。国内有研究者称当前美国的战略调整为“规锁”,即锁定中国的增长空间和技术水平,把中国的发展控制在无力挑战美国主导权的范围内。而要成功实现“规锁”,领导国往往需要与其他大国协调合作。要理解领导国在面临战略竞争压力时的对外技术政策调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审视:
(一)领导国重点争取的战略伙伴是大国。对大部分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者而言,世界政治的领导国往往对与其他大国展开技术合作持警惕态度。这是因为,如果合作伙伴是大国队伍中的一员,伴随其技术实力增长,以往的伙伴就很可能对其构成安全竞争与经济竞争压力,因此在通常情况下理性的大国应加强对其他大国的技术限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国际结构并不同于微观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结构,而类似于寡头结构,各个寡头是价格制定者,而不仅仅是价格接受者。因而,在大国战略竞争加剧时,获得其他寡头(大国)的支持就变得非常重要。一个强大的合作伙伴有助于领导国应对战略竞争压力,维系自身霸权。此时,领导国倾向于选择大国队伍中的一员来共同应对战略竞争压力,即“联合强者来打败更强者”。
(二)领导国调整技术政策的目标主要指向当期国家利益。当期国家利益与未来国家利益之间会存在差异。大量实验经济学关注“理性人”的“现时偏好”(presentbias),即为满足当期利益,个人往往做出损害长期利益的选择。不仅个体如此,“理性”的国家也会因为竞争压力而存在现时偏好。当经济竞争压力足够强的时候,领导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导权会受到挑战,此时,领导国更重视当期利益而忽略长远利益与声誉,用“短视”的政策调整如货币贬值等手段来削弱竞争对手。在面对直接、迫切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时,维系自身霸权的需要会促使领导国向其他大国转让技术,以争取合作者、对抗竞争者。这是为当期国家利益服务,却无意中促成技术向现在的合作者、也是未来的竞争者转移。通过“联合未来的竞争者以应对当前的竞争者”,其促成了“未来的竞争者”的成长,进而影响未来的国家利益。
(三)领导国调整技术政策的背景是面临直接、迫切的战略竞争压力。已有研究向我们展示,外部压力往往有助于内部团结。当一个群体面临战争、自然灾害等压力时,即便是“自利”的个体也愿意合作以应对压力。米尔斯海默指出,大国有时愿意帮助重要盟友获得经济优势,因为它可以通过这样做来威慑或者打击一个更强大的竞争对手。换言之,为了维护世界领导权,世界政治中的领导国需要寻找合作伙伴来应对紧迫的、直接的压力与威胁。在此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何领导国要找寻其他大国合作,为何领导国同意向未来的竞争者转让技术。领导国需要争取合作者来应对战略竞争压力,这既包括安全竞争,也包括经济竞争。
当领导国面临竞争者的安全竞争时,它往往会加强技术出口限制。一个新兴大国的技术进步会改变战争中的攻守平衡,技术进步也会扩展新兴大国的权力投射。尽管有研究者指出,当前技术日益复杂,新兴大国靠模仿更难以实现技术赶超,但是,历史上大国成功的技术赶超往往大都是从“模仿”到创新。因此,当领导国面临竞争者对其构成的安全竞争压力时,其常见做法是加强对竞争者的技术出口限制,避免其通过模仿提升技术水平,不仅要防止先进的军事技术,还要防止先进的民用技术流向竞争对手。当领导国面临竞争者的经济竞争时,除了技术出口限制,还会相应加强技术进口限制。一个国家要取得技术优势,往往离不开庞大的市场体量。技术产品实现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有赖于庞大的市场。如果领导国允许竞争者的高技术产品进入自身市场,技术贸易不仅给竞争者带来专业化的好处,还使竞争者得以通过技术贸易实现规模经济。凭借自身经济体量的优势,领导国通过实施技术进口限制,限制竞争对手的高技术产品进入本国市场。此举不仅缓解了领导国高技术产业承受的国际压力,还限制了竞争对手通过出口获得资金、积累经验、积累制造能力、实现规模经济。
一般而言,领导国往往会双管齐下,同时采用技术出口限制与技术进口限制,但是,面临不同类型的战略竞争压力,领导国对外技术政策的重点会有所不同。在面临军事竞争时,它更多倚重技术出口限制。而在面临经济竞争时,则更多选择技术进口限制。在限制竞争者的同时,它往往会加大对合作伙伴的技术支持,以增强盟友实力,巩固伙伴关系,共同应对竞争者挑战。因此,在强化对竞争者的技术进出口限制的同时,领导国会相应放松对合作伙伴的技术进出口限制。也就是说,领导国对竞争者与合作者的技术政策调整往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对竞争者收紧与对合作者放松往往是同时进行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的调整和上述逻辑是吻合的。如表2所示。
二、对苏安全竞争与中美技术合作
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苏联在第三世界势力的扩张,美国又陷入越南战争泥潭,来自苏联的安全竞争日益变得直接、迫切。为了有效遏制苏联,美国开始向中国靠拢。及至70年代初,对于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及其对外政策操盘手亨利·基辛格而言,有效遏制苏联成为摆在眼前的迫切任务。除了希望在中国的帮助下结束越南战争,尼克松和基辛格还希望把中国作为对抗苏联的杠杆。其时,美国对苏联实施技术出口与进口限制是同时进行的,实施技术出口限制则是美国对苏技术政策的重点。然而,美国对外技术政策是互补的两面。加强对苏联的技术出口限制以遏制竞争者,意味着放松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以赢得合作者。
迈克·马斯坦杜诺指出,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苏联的技术出口限制比70年代时更为严厉,包括电子技术、计算机、微电子以及软件等技术领域,美国政府强调其技术要保持领先苏联最前沿技术一代到两代。同时,为了赢得中国,美国逐步放松了对华技术出口限制。在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前夕,美国政府宣布放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1973年,基辛格向周恩来表示,如果苏联对中国发起攻击,美国政府可以为中国提供一系列帮助,如供应技术设备。在一定伪装下,帮助改进北京及其导弹基地的通讯技术。伴随中美关系解冻,中美贸易迅速增长。1970年,中美贸易额只有500万美元,到了1973年,增加到8.8亿美元,在两年时间里,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把重点放在美国的经济利益与国内利益集团,难以解释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的重大调整,但是,共同应对苏联安全竞争这一重大的战略利益,让中美关系在停滞之后向前迈出重要一步。
中美建交进一步推动美国放松对华技术出口限制。在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卡特总统指出,从东南亚到印度洋再到非洲许多地区的形势不稳,苏联军事力量在迅速增长,这些都是国际形势中的不利因素。因而,需要加强中美合作,在一些麻烦地区协调行动。在此背景下,邓小平强调中国有很多商品可供出口,用来交换美国尖端技术。邓小平和卡特签订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两国成立了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每年轮流举办会议,中美技术合作开始制度化。1979年7月,中美签署协议,给予对方贸易最惠国待遇,这是卡特任内重要的对华政策调整,意味着美国更大规模地对华开放市场。按照政治精英的理念,很难预测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的重大调整。卡特在任内积极推动“人权外交”,但是随着中国这一合作伙伴的战略价值日益提升,他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更关照中方需要,搁置这一具有争议的外交理念。
在中美技术合作的过程中,1979年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中美建交,更因为苏联在这一年入侵阿富汗,苏联的扩张主义给美国带来更显著的安全竞争压力。美国更大规模放松了对华技术出口限制,其中不少涉及国防技术。苏联对美国构成的安全竞争越紧迫,美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就越放松。1980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访华,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防长首次到访。此前卡特总统曾指示,中美的技术合作不涉及军事领域。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在布朗出访前最后一刻,中美合作被定调为更全面的战略合作。在离开北京前,布朗向中方透露,卡特总统准备批准对华出售非致命军事设备。此时美国更急切地希望加固中美合作以应对苏联压力,放松对华技术出口限制是实现其战略意图的重要手段。
在罗纳德·里根执政时期,美苏竞争趋于炽热,中美军事合作达到高点,中美技术合作也随之达到高点。在加强与传统盟友关系的同时,里根积极争取中国,以实施强硬的对苏政策。在里根眼中,苏联是一个“邪恶的帝国”,是美国“正与之交战的敌人”,对抗苏联成为里根政府对外政策的中心内容,与中国合作的战略价值显著提升。1981年6月,里根就向中国转让技术做出指示,为支持一个安全、友好、现代化的中国,美国将向中国转让设备和技术,其技术水平两倍于在入侵阿富汗之前苏联能从美国获得的技术水平。1983年,里根决定在技术出口清单中将中国列入与包括西欧诸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一些友好国家相同的“V类”。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执行小组,负责对华技术出口。不过,美国政府仍对中国有所防范,在“V类”名单里,中国是唯一受到更多限制的国家。可见,美国既需要争取中国来应对苏联的安全竞争,又担心强大的中国可能带来安全挑战。
三、对日经济竞争与中美技术合作
战后日本的经济成长对美国构成了巨大的经济竞争压力,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压力更是与日俱增。有学者揭示,从贸易赤字、出口占世界市场的份额、生产率、利润率、工资水平、高技术产品占世界市场的份额等多项指标来看,美国的高技术产业遭到来自日本的严重挑战。此时日本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冲击是宽领域、大范围的。从1975年开始,在十八个月间,日本彩电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从15%上升到40%。1980年,日本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汽车生产国。在80年代早期,日本生产的小型车每辆售价比美国车要低1500-2000美元。80年代,美国微电子产品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下跌到40%。而在集成电路这样的高技术领域,日本占据的全球市场份额上升到75%。
美国技术领先地位的丧失还导致国内制造业衰退、失业率增加等一系列问题,1985年是美国集成电路发展史上最黑暗的一年,英特尔裁员创下新高,且亏损额超过了公司账面资产价值。让美国政府与企业界更为担忧的是,美国还依赖日本的技术供应。日本生产商几乎垄断了消费电子产品和一系列组件技术的供应,包括显示器、精密机械零件和半导体存储器等。为摆脱对日本的依赖,美国需要一个替代性的供应基础。
对日战略竞争的需要迫使美国调整对外技术政策。首先,美国政府通过实施高技术进口限制,为日本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设置障碍。对日设置技术进口限制,旨在防止日本高技术企业获得资金、经验和技术能力。通过美日谈判,美国政府让日本“自愿”接受高技术产品对美出口限制,包括1977年日本彩电等技术产品的自愿出口限制,1981年到1993年日本汽车自愿出口限制等。与此同时,美国还实施了一项重要的政策调整,迈克尔·布里称之为“通过亚洲来打败日本”。美国在亚洲建立了一个替代日本的生产网络,将技术转移到亚洲其他国家,用新的供应基地替代日本的技术产品,也即美国重新布局跨国生产网络,而中国则成长为美国亚洲生产网络最重要的伙伴之一。
首先,依托亚洲布局全球分工。此前,美国大部分高技术产业的价值链分布在国内,国内的生产商构成一个全产业链。为应对日本的经济竞争压力,美国放弃了传统的“全产业链”,将包括“中国经济圈”在内的亚洲伙伴纳入全球价值链,依托亚洲重组国际分工,大量美国高技术企业参与其中。在这个新的国际分工下,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设计、新加坡的工艺工程、马来西亚的组件组装、中国沿海的印刷电路板组装、韩国的半导体存储器、中国台湾的数字设计和最终组装,都被融入美国主导下的全球价值链。概言之,美国依托亚洲建立了一个跨国生产网络,重新布局全球分工以应对日本的经济竞争。
其次,依托亚洲转移制造能力。以前美国公司需要依靠自身的制造能力,现在它们可以将制造部门外包给亚洲国家和地区。在这一时期,美国的外包是双赢的战略,美国公司显著降低了成本,同时也给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带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为了应对日本直接、迫切的经济竞争压力,美国向潜在竞争者转让技术和制造业,这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获得了积累技术能力、升级制造能力的机会。
再次,依靠国内专注于高端技术研发。由于美国将制造能力转移到海外,美国的公司变得更灵活了,企业得以重新配置生产要素,保持创新能力。尤其在电子及信息通讯技术领域,美国的个人电脑、移动电话等公司将竞争优势集中在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昂贵的研发上。有研究发现,从1985年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美国公司更集中地将资源用于开发新产品、创设新品牌、制定新标准,换句话,有亚洲承接制造能力,美国便可以更有效地将国内技术向高端转移。
从当时来看,美国应对日本经济竞争而采取的技术政策调整比较有效,依托包括中国在内的跨国生产网络,美国的高技术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复兴。到1994年,美国的硅片、半导体材料等高技术产业再度繁荣,重新占据世界市场主导地位。美国的办公、通信和计算机生产商重新确立了技术领先地位。相比之下,一度强大的日本竞争者则显得混乱无序、灰心沮丧。美国成功地“利用亚洲打败了日本”,中国经济圈对此贡献巨大,而由于需要联合“中国经济圈”来应对日本经济竞争压力,美国做出了相应的技术政策调整。
首先,美国允许技术出口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为了联合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美国更积极地转移技术,促进了当地的技术升级,在十年时间里,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大陆的企业纷纷进入了芯片制造的高科技领域。
其次,美国允许亚洲生产的技术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由于需要用亚洲替代日本,美国日益转向依靠亚洲供应商提供中间技术产品,一个共同的跨国技术联盟逐步形成。美国国内的高技术产业大都反对提高对华关税,因为它们需要进口来自亚洲的技术产品,高关税会相应提高美国高技术产业的生产成本。因此,从经济利益与国内利益集团出发,有助于理解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研究者发现,美国在亚洲的跨国生产网络尽管比较有效,但是制度化水平比较低,乃至几乎没有正式的政府间协议与制度支撑,战略竞争的需要使缺乏制度支撑的跨国技术合作同样有效。
不过,中美这一技术合作并非没有隐忧。当时就有研究者意识到,像中国这样拥有庞大经济体量和技术能力的国家,不会长期让美国主导国际分工,中国最终会走向自己主导的发展模式,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中国拥有人才储备、市场潜力、技术能力,当中国走向世界技术前沿,中美日之间的市场竞争会上升到一个新阶段。但是,尽管有此顾虑,为了缓解日本对美国直接、迫切的经济竞争,美国选择联合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以应对日本挑战,因此,在苏联解体以后,米尔斯海默等学者期望美国政府立刻调整政策来应对中国战略竞争的局面并没有出现。由于需要中国作为技术合作伙伴来应对眼前、迫切的战略竞争压力,美国政府对华技术政策总体延续了前期的稳定性和开放性。
四、21世纪美国对华技术政策调整
到了21世纪,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开始出现调整的端倪,苏联解体以及日本经济陷入低迷,大大缓解了美国面临的战略竞争压力。随着此前的安全竞争与经济竞争消失,美国的对外技术政策开始出现调整的动向,在乔治·沃克·布什担任总统后,美国开始逐步实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一些已通过的技术转让计划被美国政府否决,商界想获得技术出口证书更要费尽周折。
“9·11”恐怖袭击后,美国政府将对外政策重心转向海外反恐行动。尽管米尔斯海默等学者认为恐怖主义并非美国的心腹大患,而应该将主要矛头指向中国,但是,恐怖主义给美国带来了短期、更直接的安全压力。此时,美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没有全面、显著升级,很大程度即源于应对这一迫切安全压力的需要,类似的安全压力还包括乌克兰危机。但值得注意的是,恐怖主义对美国的挑战显著弱于苏联的安全竞争与日本的经济竞争,当海外反恐取得阶段性胜利后,美国就可以更专注地应对崛起大国对其构成的安全与经济竞争压力。
特朗普上任后,美国相应政策调整更为显著。2017年初,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指出,中国芯片业已对美国企业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该委员会建议阻止中国收购美国半导体技术和芯片企业,限制中国对美芯片投资、出口,并积极扩大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以实施对华限制。至此,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的调整不仅涉及出口限制,还包含进口限制。出口方面,一个标志性事件发生在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在未来七年内,禁止中国的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2020年初,美国政府还就通用公司向中国供应大型民用客机发动机展开辩论。进口方面,限制竞争者技术产品获得广大市场,是阻止其实现规模经济、积累技术经验的重要手段。2018年3月,美国政府宣布对来自中国、欧盟等地区的钢铁和铝制品加征关税。6月,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制造2025》中提到的高技术产品加征25%关税。一个国家高技术产品的发展,往往需要海外市场以积累资金、经验和技术能力,美国对华实施技术进口限制和当年美国对日本逐渐封闭市场的逻辑类似。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还试图说服盟友一道执行其对外技术政策,比如,美国希望盟友与其一道拒绝华为的电信网络产品,此举主要目的在于抑制华为等中国高技术企业在相关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美国调整对外技术政策,不仅需要靠自身的经济体量限制竞争者,还需要积极争取重要合作者以实现其战略目标。美国绕开世界贸易组织,积极和越南、印度等可能与中国存在战略竞争的国家签署新贸易协定,这和此前美国打压苏联和日本的做法有类似之处。当美国面临直接、迫切的战略竞争压力时,便需要联合强者以压制更强者。
五、结语
本文展示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的调整。作为世界政治的领导国,当美国面临直接、迫切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时,更愿意通过放宽技术进口和出口限制来争取合作者,以应对竞争者的挑战。在面临苏联安全竞争压力与日本经济竞争压力对其世界政治领导权构成的冲击时,中国都是美国重要的合作伙伴。美国对华技术政策调整基于“利用强者打败更强者”和“利用将来的竞争者打败当前的竞争者”的逻辑。因此,在这两个时期,美国政府总体维持了对华开放的技术进口和出口政策,但当来自苏联和日本的竞争压力消失时,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就面临新的调整压力,尤其是在既有压力消失的同时伴随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快速成长,政策调整的动力就更为明显。如表3所示,运用“一致性分析”,基于大国战略竞争的分析较其他替代性解释能更为自洽、更一致地解释这三个时段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的调整。那么,中国该如何应对这一战略竞争压力?
首先,在战略竞争的背景下坚持自主创新。未来一个时期,中美竞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性显著提高,在这样的情势下,即便禁运今天不来、即便贸易摩擦达成暂时和解,美国再次加紧对华技术进出口限制的概率也很高。无论中美冲突能否解决,崛起的中国都应该致力于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在战略竞争压力下保持自主创新、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是当前有效参与大国战略竞争的重心。其次,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开拓国内市场。自主创新需要一个自主、庞大的市场来支撑。进一步改善分配、促进消费、为国内技术产品提供广阔市场,是应对竞争压力、支撑自主创新的关键。再次,在国内市场平台上寻找替代伙伴。历史上,大国为了避开技术封锁、销售技术产品,积极寻找替代市场。最后,在替代伙伴的协作下布局全球科创。如果说积极寻找替代市场是防守型应对策略,那么通过全球消费链、全球产业链与全球价值链布局全球科创,则是更为积极的应对策略。
概言之,当苏联和日本的战略竞争压力退却后,中美技术合作蜜月期已然过去,在未来的大国战略竞争中,技术竞争作用将更为凸显。保障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发挥超大市场容量优势、寻找技术市场替代选择、布局全球科创战略协同,是中国抵御国际经济波动、防范大国竞争干扰、保障核心技术安全,进而引领未来技术革命的重要战略选择。
本文原载于《外交评论》2020年第3期。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组稿| 编辑:尚俊颖